中国儿童中心 科研项目 追问抑郁本质——对青少年“抑郁”的一种解读 -澳客足球竞猜

追问抑郁本质——对青少年“抑郁”的一种解读 
发布日期:2022-04-12 浏览次数: 字体:[ ]

文章作者:程猛 ,肖妙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青春期常常被视为一个“暴风骤雨”般的重要时期,亦是一段成长的危险和机遇并存的生命历程。在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看来,这些“暴风骤雨”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是“对自己异质的、迅速变化的文明”所付出的昂贵代价,而在诸多代价之中就有“神经病患者的不断增多”[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在全球范围内,抑郁症是15—19岁青少年患病和残疾的第四大原因”[2],青少年精神卫生疾患得不到解决,其后果会延续到成年期,损害身心健康,并限制成年后过上充实生活的机会。

当下,中国青少年的精神健康状况也让人十分忧心。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院士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约3 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3]。2013年的一项关于中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流行病学调查表明,中国青少年抑郁症状总检出率为14.81%,男女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15.35%和14.43%,农村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检出率(16.4%)高于城市(13.23%)。[4]青少年抑郁体验已经不容忽视,成了观察当代中国家庭教养、学校教育以及青少年复杂成长过程的一个重要窗口。

尽管青少年抑郁相关问题时常能够引发人们的关注,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造成抑郁的原因往往讳莫如深,对如何从抑郁中恢复也众说纷纭。抑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当“抑郁”发生,家庭如何陪伴、帮助孩子渡过难关?对抑郁本质的认识决定了父母会如何理解子女的内心困扰,又会如何陪伴和帮助孩子走出困境。本文试图基于笔者身边发生的一起青少年疑似“抑郁”的事件,呈现父母在不同阶段对抑郁的理解和应对,借此重新审视抑郁的本质,探索造成抑郁的家庭、教育与社会根源。

一、小天的“抑郁”历程

事实上,这张纸条远不是小天内心困扰的开端。小天的家位于西部省份的一个县城,初中成绩数一数二,如愿考进了市里最好的高中。班里会聚了该市各个学校学习成绩顶尖的孩子,小天的成绩也就不再像初中时那样闪耀,学业转换的不适应成了压力的重要来源。几个月前,因为一次家庭矛盾,小天和自己常年在外工作的父亲爆发了一次激烈争吵。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父子一直互相不搭理,母亲夹在中间也左右为难。

学业和家庭两方面的压力共同促成了小天的不堪承受之重。早在暑期,他就觉得自己常常烦躁,难以控制情绪,极容易和母亲爆发冲突。小天试图寻找解决办法,主动向母亲提出到医院身心医学科就诊。小天的母亲在县城生活,曾经有产后抑郁的体验,非常恐惧抑郁。在小天显现出一些心理问题的端倪时,母亲觉得自己“教育不好”,多说一句或者少说一句都会引起孩子的反感。关于去医院就诊,小天的母亲既“怕看医生不起作用”,又“担心吃药有副作用”。尽管小天母亲也想过带孩子去做心理咨询,但这个家庭地处三四线城市,缺乏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和方便易得的心理咨询资源。在害怕、犹豫的心理状态下,“去医院就诊”最终不了了之。

当学校介入后,小天的母亲不得不开始重视,带孩子去学校推荐医院的身心医学科,寻求抗抑郁药物和心理治疗,定期进行心理咨询。但孩子吃药后出现心跳加快等反应,母亲对是不是需要吃药犹豫不决,非常焦虑。一时间,所有的压力都压在小天的母亲身上。为了应对孩子出现的问题,常年在外工作的父亲也请假回到家。说起之前那次激烈冲突对孩子造成的伤害,小天的父亲痛哭流涕。小天的父母从经常性的互相指责转向反省自身,开始尝试通过一起外出游玩等方式修复和孩子之间被破坏的信任和亲密。慢慢地,小天的笑容变多了,和父亲的关系也有所缓和。

在小天的抑郁历程中,家长的应对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也折射出对抑郁的三种不同认知。在“问题初显”阶段,面对孩子的困扰,家长陷入慌乱、逃避和抗拒,隐藏着对抑郁的恐惧。在“学校介入”阶段,家长被迫应对,寻求精神医学和心理咨询的帮助,开始将抑郁视为一种疾病。在“主动反思”阶段,父母意识到孩子的内心困扰也是家庭相处模式的产物,开始反省夫妻关系以及亲子相处模式,尝试改善家庭关系。这促使我们思考:抑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如果仅仅将抑郁视为一种医学疾病,那么抑郁表象背后的深层发生机制就被忽视了。

二、医学问题、心理问题还是教育问题?

当前,对抑郁的主流认识是将其视为一种“心理问题”或医学化的“精神疾病”。而事实上,关于抑郁症的起源众说纷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目前依然没有对“为什么一些人变得抑郁而另一些人没有”做出有效的理论解释,也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契合抑郁的大多数群体,没有一种治疗之法适用于所有人。[5]在生物精神医学范式下,抑郁通过药物来治疗,但生物医疗化的趋势使得大部分的精神医学研究被窄化到生物与基因面向,变成了一种“无心灵的生物医学”(mindless biological psychiatry)。[6]克里斯汀(kristen l.syme)和哈根(edward h.hagen)指出,“在心理健康研究中,存在着真实且被广泛承认的理论危机……阿司匹林可以缓解头痛症状,但头痛并非由阿司匹林的缺乏引起的……基于症状的分类系统未能揭示精神疾病的根本原因。”[7]

对抑郁的生物医学理解简化了抑郁问题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根源,忽略了患者主体疾痛经验的社会性以及造成抑郁症状背后复杂的心理和社会文化因素。国内精神医学界也开始重视“生活事件”对神经症的影响,认为事件对个体的精神刺激与个体的“生物学素质、生活经历以及对事件的主观态度”紧密相关。[8]即便从医学内部审视抑郁症,我们也会发现,当前不同版本诊断手册中的“抑郁症”是略有差异的一系列症状的组合,除了低落心境这一核心症状之外,还可能包括快感缺乏、睡眠障碍、疲劳、无望感等。[9]这类诊断标准只是对外显症状的描述,无法指示症状之间的联系以及潜在的病因。有研究者曾不无担心地指出,这种模糊而不断变化的定义可能会在临床实践中错误地扩大精神障碍诊断的范畴。[10]人们将一系列的症状命名为抑郁,自此所有异常和症状都有了解释。然而,造成抑郁的原因又究竟是什么呢?

这里,跨文化情境的医学人类学(medical anthropology)研究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看待抑郁的不同视角。在医学人类学的视野中,抑郁作为疾痛(illness)是一个社会文化概念。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情感和障碍,抑郁与社会制度、社会苦难和社会关系密不可分。[11][12]可以将抑郁“看作一种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抑郁的根源就是社会世界中的涵义与关系,反过来它们也是抑郁的后果。”[13]如此,抑郁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精神医学或者心理问题,而同时也指向了家庭、教育和社会的问题。正如在小天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学业转换的不适、与家人的紧张关系都是小天心理压力的直接来源。

三、青少年抑郁是对当前家庭教养和教育模式的自然回应

无论我们对抑郁持有何种观点,都应当认识到“抑郁症”作为一个经社会建构的文化概念,关涉身体、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在笔者前面谈到的小天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家庭的理解与主动改变对于孩子心理状态的有益影响。对抑郁的理解决定了一个家庭的行动,决定了他们如何看待子女的抑郁,如何帮助自己的孩子从抑郁中恢复。意大利著名教育家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指出,儿童跟成人的冲突主要是由成人引起的,成人“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迷宫般的困境之中。跟过去一样,他恍惚地迷路于广阔的森林之中,但没有一个出口,因为他不知道迷路的原因,即他的错误在于他自身。”[14]在面对抑郁时,家庭需要认识到抑郁不只是一个诊断,也是一个事件、问题和个体经验的链条。

那么家庭究竟应该如何预防和干预青少年抑郁风险?笔者建议:第一,将孩子的身心健康作为家庭教育的首要追求。如果家长只是孩子生活起居的照料者,就很难和孩子有真正的情感交流。如果家长只是关心孩子的学业成绩,功利化地爱孩子,就只会加重孩子承受的压力,造成更深层次的情绪问题;第二,对家庭成员间的相处保持反思和自我觉察,避免将家庭外部的压力直接转移到孩子身上,学会和孩子坦诚交流,增进家人间的理解和互相支持;第三,在孩子陷入抑郁状态时,重视孩子的经历和感受,主动通过各种方式缓解孩子的压力,改善孩子在人际、生活和学业上面临的问题,而非将孩子的问题归因为“矫情”“脆弱”。总的来说,在家庭教育中,家长需要突破惯常的对青少年抑郁的忽视、恐惧或过度医学化的理解,避免陷入无动于衷或束手无措的泥沼,而是应当勇于反思自身,反省家庭整体的关系结构和教养方式,主动地理解、参与、交流和行动,与孩子共同跨过抑郁这道坎,让家庭真正成为一个温暖、疗愈的避风港。

此外,当前学校教育对青少年滑向心理问题的日常生活缺少足够的关注和反思。面对青少年抑郁问题,一些学校管理者往往把规避风险作为第一目标,将责任推向家庭。这既与当前许多学校欠缺专业和人性化的精神健康支持体系相关联,也与学校所承受的行政和社会压力有关。在鲁洁教授的一篇文章中,她提到了宁夏一个13岁的少女自杀的案例,并且据此指出,“当今的教育是一种病态性适应的教育,它背离了超越性的期待,把学生紧紧捆绑在应试等不合理教育体制之中。”[15]可以说,当前家长们的焦虑、对孩子的过度控制亦是对不合理的教育体制的一种“病态适应”。如凯博文所言,“身体被社会赋予秩序”,“身体可能是体验、解释和交流情绪和社会问题的载体……身体在感受和表达着社会问题。”[16]个体的情绪、认知与思维模式都经历了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复杂建构过程。

说到底,青少年抑郁是对当前家庭教养和教育模式的一种自然回应。在面临如此普遍的青少年抑郁风险时,政府、学校、社会都应当有所作为。面对高昂的房价和养育成本,政府需要有效减轻家庭在住房、教育、养育等方面的经济和心力投入。从根本上说,“社会分层是应试教育的社会根源”[17],不同社会阶层的贫富差距越大,竞争越是加剧,教育“内卷”就越严重。国家需要通过改革分配体制、大幅度减小贫富差距、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等方式减轻青少年的学业成就压力,在制度层面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18]此外,还需要加大力度培养专业心理咨询人才,在各级各类学校加紧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在学校层面,亟须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完善校园心理健康支持体系。在普及抑郁相关病症的过程中,社会媒体应当避免将青少年抑郁仅仅作为一种客观疾病来宣传,还应更多关注受抑郁困扰的青少年们究竟经历过什么,共同反思造成青少年内心困扰的生活世界,为青少年成长和全面发展创设健康的教育和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