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中心 科研项目 超级妈妈、隐身爸爸与抑郁的孩子——儿童抑郁的家庭系统发生学 -澳客足球竞猜

超级妈妈、隐身爸爸与抑郁的孩子——儿童抑郁的家庭系统发生学 
发布日期:2022-03-08 浏览次数: 字体:[ ]

文章作者:安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在文明社会的礼仪规范和彬彬有礼、八面玲珑的面具之下,充满了狂野、混乱的情感——愤怒、恐惧和大量的痛苦。这些未察觉的内心状态导致我们日后后悔的言行,使我们远离渴望的幸福。

——苏珊·赛森格

 

20世纪以来,伴随着快速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浪潮,学校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与繁荣。批判教育学家伊万·伊利奇称这种“教育者的权限膨胀,甚至对学校外部社会的控制也日益增强”的社会为“学校化社会”。[2]当下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学校化社会”,正规教育及其衍生的文凭制度,占据了个体发展和社会筛选的方方面面,也对家庭教育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其有两个明显的表现:一方面,全民竞相加入“鸡娃”的教育军备竞赛,现代父母尤其是中产家庭父母在高教育投入和高教育焦虑中挣扎;另一方面,中国儿童的抑郁率、自杀率逐年攀升,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状况堪忧。

尽管学术界对成人焦虑、学业竞争压力与儿童抑郁之间的关系尚无基于大数据研究的直接因果分析,但从笔者对一个中产阶层知识分子家庭的追踪研究来看,在高度私人化并远离公共世界的、离心离德的“核心家庭”里,强规制化的家庭教育、高度焦虑与控制倾向的父母、儿童学业失败与社会情感疏离/挫折,无疑对儿童成长有负面影响,并与儿童的抑郁症候强烈关联。本文是一个家庭教育叙事研究,所呈现的是焦虑的父母与抑郁的孩子之间的养育互动故事,旨在揭示儿童抑郁背后隐藏的中产阶层密集式育儿面临的“双重束缚”的困境,警示规制化教育的限度,提倡儿童抑郁发生学的研究要转向非线性认识论,建议成人要更多地辨识家庭困境而非诊断个体病症以及改变过于理性化的沟通方式,呼吁政府和民众建构尊重女性的照料与情感劳动,并鼓励父母和孩子走进社会生活的社会制度与社会风气。

 一、“我想当空气”:儿童抑郁的发展阶段

 

“00后”一鸣(化名,下同)出生在b市一个有名的大医院里。一鸣的母亲胜男是这所医院拥有医学博士学位的“70后”医生,其父亲志学是从名牌大学硕士毕业后在全国各地奔忙的“70后”商人。由于祖辈没有退休且工作繁忙,有职业洁癖的胜男在换了两个保姆都不满意的情况下,从医院的主要岗位调到闲职岗位,亲力亲为带孩子。幼儿园阶段的一鸣尚外向活泼,从上小学时开始渐转内向、怯弱,初中时与父母尤其是母亲对抗激烈、渐成仇人,高中时因失恋而或歇斯底里或郁郁寡欢,屡有自杀尝试,被当地医院精神科诊断为抑郁症。从一鸣的自述中,笔者发现他与父母的互动关系和走向抑郁的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暴力—恐惧”的屈从依附阶段,“规训—反抗”的对立分离阶段,“放弃—抑郁”的习得无助阶段。

(一)一体两面的温柔和暴力

一鸣从小就是过敏体质,且体弱多病,比“别人家的小孩难养”(胜男语)。为了预防孩子生病,胜男“操碎了心”,“吃的、穿的、用的都格外费心思”,在衣食住行方面给予了一鸣无微不至的照料。在学业辅导上,本身就是学霸的胜男更是亲力亲为。然而,一鸣没有继承父母的勤奋品质和“学霸基因”,从小到大就“特别懒”“早上从来都是赖到最后一刻才起床”“干啥都是一叫一动弹,不叫不动弹”,学习成绩在班级一直处于中下游。

另外,总觉得自己“老了”“不漂亮了”的胜男格外担心丈夫经常在外面应酬会变心,每次都会旁敲侧击地询问,而丈夫不耐烦的语气又让她更为恼火。本来前途大好的她为孩子牺牲了晋升的机会,在闲职岗位上高不成低不就;丈夫志学每次回来他们都会因为一些琐事吵架,最后通常以丈夫“让你们娘俩儿䞍吃䞍喝衣食不愁,回来没个好脸色”的指责和胜男的哭泣为休止符。父母吵架时,一鸣常常跑出来横亘在父母中间,大声说“你们能不能别吵了”,而母亲会把他推搡到卧室——“大人的事小孩别管”。每次吵架后,胜男对孩子的功课就会更为上心、更为严格,甚至辅以体罚。辅导功课总是让母子俩同时充满了挫败感。胜男跟我回忆了小学辅导孩子作业时与孩子的一段对话:

胜男:“这道题我讲了多少遍了,你没听是不是?”

一鸣:“我听了!”

胜男:“听了你还错!你看看,你看看,你(用橡皮)擦了多少遍,本子都擦烂了。我就没见过这么脏的本子!考试还有卷面分!你脑子里整天想的什么玩意儿!也不知道随了谁!长大了你能当啥!扫大街都没人要!”

一鸣:“我想当空气……”(哭泣)

“我想当空气”这句话把胜男“噎住了”“震住了”。胜男一直记得这句话,在一鸣后来被诊断为抑郁症的时候,这句话常常在她心里回响。出于愧疚,胜男会用可口的食物、精美的礼物等来补偿一鸣。对一向好强的胜男来说,职业停滞带来的失落与压抑,夫妻经济状态不平衡带来的紧张与担心,教育孩子的琐碎带来的劳累与挫败,让胜男内心充满无处宣泄的愤怒。对弱小的一鸣来说,“母亲一会儿对我又吼又叫,一会儿对我很温柔”,这让小时候的一鸣充满了恐惧,做作业时战战兢兢,却又对母亲的温柔、奖赏、补偿充满渴望,从小就像一只“抖抖索索的猫”。

(二)窥探与躲藏的游戏

上了初中之后,父亲的生意更忙了,回家的次数和与胜男的话越来越少。一鸣有时纳闷地想:“也许他们离婚了?”“但他们离与不离又有什么区别呢?”一鸣的学业压力也更大了,但学业成绩仍无太大起色。与此同时,一鸣在男同学的带动下,迷上了打网络游戏和看网络小说,并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母子二人展开了“猫捉老鼠”的战争游戏。胜男关掉了家里的网络,并不定期检查和清理一鸣的电脑。刚开始时,进入青春期的一鸣不再唯唯诺诺,与母亲大吵大闹,后来看到母亲态度决绝,便“不想再跟她费口舌”,“转向地下”与母亲斗智斗勇。一鸣尝试了很多手段,比如通过技术让文件隐身,半夜等父母熟睡后偷看,想各种借口去同学家打游戏,攒钱买自己的平板电脑藏在家里的隐秘处备用等。

母亲胜男处于一种“抓狂”的状态,特别害怕儿子误入歧途,但儿子“油盐不进”。她用各种办法想要让一鸣意识到沉迷网游和网络小说的危害,一有媒体报道网络游戏危害和青少年犯罪的新闻,她就转给儿子看。但一鸣每次回家把书包一扔,就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关门闭户,把她一个人晾在外边。越是这样,她内心越想了解孩子在隐秘的角落里到底在干什么,想通过各种方式窥探、盘问一鸣的情况,但始终进入不了孩子的世界。每次开车接送一鸣上下学的时候,面对母亲的“旁敲侧击”,一鸣总会“像一只猫一样把自己窝在后座”,不让母亲通过后视镜窥视到他,对母亲的问话从来都是用“嗯”“嗷”“好”“行”“呵”“哈”这样简单的词回应,要不就用耳机塞住耳朵把音乐开到最大声。一鸣用“心惊肉跳”形容这段经历。一是他疯狂地阅读一些恐怖小说、犯罪/刑侦小说、玄幻小说,包括黄色小说,这些内容本身让他觉得心惊肉跳;二是他在阅读的时候始终注意着母亲的行踪,总是竖着耳朵听门外的声音,怕母亲夺门而入。这种感觉让他既恐惧又享受,尤其是在一次次躲过母亲的审查而取得“胜利”时,一鸣的内心总会“涌起报复的快感”。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一鸣偶尔会涌起自杀冲动。比如:有时早上起来看到透过窗帘落在墙上的阳光,他就会“怔怔地望着墙上的光圈,想着永远归于沉寂就好了”;有时望着车窗外,他总有跳下去融入车流的冲动,“活着太无聊了”;特别喜欢站在高处,享受呆呆站在天桥上、山顶、楼顶的那种感觉,想象《卧虎藏龙》里女主角从山顶跳下去自由飞翔的感觉。这种隐秘的自杀冲动一直伴随着他,而他从来没有告诉过父母。

(三)教室最后一排的那个人

在父母动用关系并交了高额的择校费后,一鸣进入了当地某重点高中寄宿读书。寄宿是一鸣主动要求的,他跟母亲的说辞是“可以有更多在校学习的时间,不用浪费时间来回跑”,内心是为了赶紧摆脱母亲的控制。但寄宿生活没有他想的那么轻松。作为一个“走后门儿的公子哥”(同学的评价)和“学渣”(老师语),严苛的寄宿管理、题海战术、按成绩流动排座等残酷的学业竞争生活,让一鸣成为“永远趴在教室后排睡不醒”的那个人。

高一下学期,一鸣“爱”上了与他一样始终坐在教室后边的女孩子。两个人有很多话说,经常在一起,有时一起逃课。然而,随着更多地了解和相处,女孩子受不了一鸣的黏人、多疑、疯狂的送礼物行为和情绪表达的不稳定而提出了分手。在屡次要求与女孩复合未果后,一鸣开始了自虐尝试,把自己关在房里拒绝进食,从轻度割腕到深度割腕。而让一鸣最受伤的,是他被医院精神科诊断为抑郁症时,母亲脸上“恨铁不成钢”的压抑表情和父亲尴尬、带有羞耻感的眼神,以及父亲当场对母亲没有照顾好一鸣的指责。在女孩转学失去联系后,一鸣的世界坍塌了。母亲对他的态度转向小心翼翼并无限放任,但一鸣感觉不到任何快乐,“没有勇气生,也没有勇气死,只剩下无边的黑暗”。

总的来说,从儿时“我想当空气”的一句戏语,到初中时成为“猫鼠”游戏里隐秘的存在,再到高中时自杀失败转向抑郁仿若“空气般的存在”,一鸣的悲剧故事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有核无心”的核心家庭的整体悲剧。在父亲经常不在场、母亲孤立无援的情境中,母子关系始终处在过度依附共生的状态下,孩子与重要他人(主要是母亲)的互动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见图1)。

 


  1 过度依附共生家庭儿童抑郁发展的阶段

 

“暴力—恐惧”的屈从依附阶段。失落、无助而压抑的母亲用暴力(责骂、威慑、体罚)和温情(物质补偿、照料关爱等)的交替来引导孩子听话,而孩子迫于经济、生活的依赖和对母亲情感的需求屈从。

“规训—反抗”的对立分离阶段。随着孩子拥有更强大的体魄和自我意识而想脱离母亲的掌控时,母亲用理性说教、规则宣称、时空管制、多方窥探等方式来规训孩子,而对孩子的真正需求不敏感;孩子用隐秘的方式开始对父母的反叛并从中获得成就感。母子双方处于对立和分离的状态,并都有累积的挫折和愤怒。

“放弃—抑郁”的习得无助阶段。当孩子离开父母的怀抱独自面对社会生活的时候,面对学业失败、同伴排斥和自主的亲密关系建立失败等巨大挫折时,面对重要他人的放弃(放任也是一种放弃)时,意识到家庭症结问题如魔咒般存在而永远无法解决时,孩子陷入彻底的无助和无望状态而放弃希望和抵抗,走向抑郁。

 

二、过度依附共生家庭的“无解题”

 

中国家庭结构的改变和独生子女政策所带来的养育环境的改变,使得独生子女一代和独生子女二代的家庭社交关系、情感关系大为简化。在传统养育共同体坍塌的同时,由于没有从儿时在大家庭生长起来的多类型亲密关系的处理经验,“独一代”在建立小家庭之后,对孩子的诞生带来的纷繁复杂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等深觉焦头烂额,原本回避和隐藏的生活习惯冲突、文化价值冲突浮现而且不断升级。在这个冲突不断的核心家庭里,一鸣始终是家庭生态系统里“纠缠(母亲)—抑郁(儿童)—不在场(父亲)”三角关系的核心,处于父母冲突的旋涡中心。在这个家庭生态系统里,一方面,由于父亲养家糊口而无法经常在场,母亲和孩子处于过度共生的状态,未能完成人格意义上的母子分离;另一方面,家庭冲突形成了死结,产生了众多沟通上的“无解题”,让孩子不断面临强大的分裂力量,最终把孩子推向无所适从的境地。

 

(一)认知紊乱和情感取舍

在传统的父母角色分工里,父亲主要负责养家糊口,作为权威象征提供家庭教育的“规矩”面向;母亲主要负责家庭照料,作为爱的象征提供家庭教育的“关爱”面向。但是,现代母亲角色发生着一种功能性的转变。赵旭东指出,集娱乐与社会生活需求于一身的电子产品取代了儿童对母亲的情感依恋;社会服务和商品比如小时工、方便食品、洗衣机等替代了母亲的烹饪、缝纫、清洁等照料功能,传统母亲的角色解构了,而母亲温柔和保护的形象代之以命令式的父权形象,同时父亲自身也疏离于家庭并试图更多地从外部世界获得物质资源以支撑家庭的正常运转。[3]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往往不得不同时集温柔与暴力、关爱与控制于一身,“扮白脸”的同时还要“扮黑脸”,成为角色紊乱和情绪不稳定的代表。

这个过程时常伴随着小家庭里夫妻之间的冲突和对独生子女的情感竞争。比如,每到父母吵架时,一鸣就会面临支持爸爸还是妈妈的情感取舍难题。胜男作为一个职业受挫的孤独母亲,总是向孩子抛出“爱妈妈”还是“爱爸爸”的难题。父母角色的紊乱和情感取舍的难题给孩子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突,孩子只能沉默以对。

(二)家庭沟通中的“双重束缚”

核心家庭的夫妻和亲子沟通经常存在“分裂式语言”“悖论性命令”或者说“双重束缚”的难题。临床心理学家保罗·瓦兹拉维克指出,精神疾病患者往往成为“分裂式语言”“悖论性命令”的受害者和使用者。分裂式语言是一种将决定权留给读者的语言,听者需要从众多可能的含义中做出选择,这种含义不仅互不相同,甚至还可能互相冲突[4],比如胜男对丈夫说“你太幸福了”,实际上想说“你就是个甩手掌柜”“你怎么这么自私”“我很累,我需要你的帮助”。悖论式命令指的是发出一些命令,让对方实现只能靠自然而然才能做出的事情,比如“你必须爱我”“不要这么听话”这样的命令。[5]

贝特森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双重束缚/捆绑”(double bind)的概念。双重束缚指的是具有紧密联系、在生理和心理上对彼此有重大意义的人(常常存在于家庭生活特别是亲子互动、疾病、物质依赖、囚禁、友谊、爱、对信念或意识形态的忠诚、受社会常模或传统影响的情境以及心理治疗场景之中[6]),用完全相反的信息强制对方服从[7]。比如,“你必须自主选择”,对方就面临双重束缚,因为自主选择脱胎于自由意志,但规定了“必须”则又是不自由了。再比如,胜男在儿子玩游戏时用冷漠的语气说“你别读书了,就玩游戏好了”,就是一种语言表达和实际期待、真实情感分裂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不知道应当服从家长,还是应当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若服从家长以维持所需要的关系,则会扭曲自己的感知和造就虚伪;若忠于内心,则会面临母亲的冷暴力和违背母亲带来的内疚与罪感感,逃避——“把脸转过去不再看母亲”成为孩子唯一的选择。

(三)儿童作为“无解题”的替罪羊

“分裂式语言”“悖论性命令”或者说“双重束缚”既是神经症的一种表征,也是一种成因,但不是绝对成因。因为这种悖论性的语言形式也大量存在于人类的其他言语情境中,尤其是幽默、反讽、游戏、戏谑乃至创造性的言语实践里。与神经症相联系的悖论性语言,并不主要在其语言的逻辑形式,而在其语义和语用,在于其背后的一套冲突性关系,在于其蕴含的“无解问题”的存在。以色列心理学家欧巴克指出了“无解题”的特征:无解题超出了孩子解决的能力范围;孩子的选择及行动是受限制的;孩子解决问题的办法会引起另一些新问题的出现;孩子的问题会造成家庭内部的强烈冲突。[8]

在这个故事里,孩子的学业努力和学业表现成为父母人生价值、身份认同、权力竞争的重要来源。文中的母亲因为牺牲了职业晋升机会,且自身就是高学业成就者,因而对孩子 抱有更大的成功期待;同时也把孩子的成功表现当作“赌注”来向丈夫“表功”或“讨好”。丈夫忙于工作,没有体察到妻子的劳累、受挫和不安,反复宣称自己的家庭经济投入,力图 维持家庭权威,伤害了妻子的自尊心。孩子最终成为父母战争的替罪羔羊。在孩子可以走出 家庭寻求新的精神滋养的时候,自由探索被视作“逆反”而被压制,学业失败和爱情挫折摧 毁了孩子的自信根基。一鸣被诊断为抑郁症时,父母再次上演的争吵成为压垮孩子的最后一 根稻草。抑郁,是生命能量逐渐丧失的过程,也是孩子一点点让渡自我和自由的过程:一鸣一开始由于弱小,没有能力坚持自己的权利;后来,其生命展开和探索的能量被视作“负能量”而压制;最后,他习得了母亲自我牺牲的人格,但不能应付现实生活而心灵受挫、意志沉沦。

 

三、走向抑郁发生学的非线性认识论

 

虽然很多核心家庭在结构上已经现代化,但在亲子观念上仍受制于一套传统伦理,恩情成为个体间利益权衡的条件而演变为“恩惠”。“子女”作为伦理等级链条中的“弱者”往往以牺牲个性为代价来维持自己的情感需要、维护父母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自尊。很多父母需要一个自下而上、全面的、深刻的精神生活重建才得以心灵安顿。尽管这是个例,但也是更大社会系统的家庭缩影。对于儿童抑郁状态的改善、抑郁症状的治疗,从一鸣的故事来看,父母和教育者需要学习三点。

(一)辨识家庭困境而非诊断个体病症

bradford p.keeney指出家庭治疗存在两种认识论:线性与非线性。传统的线性认识论遵循的是分析逻辑,治疗就是试图对患者不好的、有病的和疯狂的因素进行矫正、分析或祛除,生物化学的、手术的和电击的治疗方法就是这种路径。非线性认识论强调生态性、关系和整个系统,治疗的对象是整个家庭,遵循的是互动的观点,视家庭为一个有机体,而不是个体的集合体。家庭治疗的历史贡献就是,以家庭而非个体来划分病症。[9]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只注意到一个爱唠叨的丈夫,而没有考虑到冷淡的妻子,就可能导致我们治疗的是一个爱唠叨的人,而不是“唠叨—冷漠”的关系系统。[10]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笔者对于一鸣故事的分析,放在“纠缠—抑郁—不在场”的过度依附共生关系的发展阶段和家庭系统的“无解题”来展开。事实上,个体从抑郁倾向到抑郁症之间,有很长的发展距离。抑郁的线性认识论往往导向对个体过早地进行病理性诊断和治疗,而忽视了复杂的家庭生态和社会系统成因,把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简化为单纯的个体心理和医学技术问题,还有可能以“贴标签”或“污名化”的方式加深儿童的抑郁。从家庭系统乃至社会系统的视角出发,成人才能觉察儿童抑郁的根源所在,近十几年兴起的家庭叙事治疗、再评价咨询中的家庭心理调适,都是家庭系统生态学的临床应用。

(二)改变过于理性化的沟通方式

越是高知家庭越需要警醒知识灌输、理性化说教的限度。卢梭曾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错误之一,就是过多地使用了冷静的理性……事事讲一番道理,是心胸狭窄的一种癖好……单凭理性,是不能发挥作用的,它有时候可以约束一个人,但很少能够鼓励人。它不能培养任何伟大的心灵。”[11]很多知识分子家庭,由于父母自身为本行业的专业权威,在解决亲子冲突的时候往往诉诸知识传授、科学解说、理性说明、规则压制,而忘记了家庭的根基是爱、理解与包容。只有“不带敌意的坚持和不带诱惑的深情”(with non-hostile firmness and non-seductive affection)[12],才能发展出真诚的夫妻之爱和亲子之爱,滋养出健康的心灵。

 (三)尊重女性的照料与情感劳动并支持家庭成员携手走进社会生活

女性的家庭照料劳动和情感劳动往往被视作非生产性、非创造性的劳动而受到母职惩罚和社会贬低,甚至有时也得不到家人的认可,这会加重女性的心理负担,而“只要女性的地位受到歧视,整个婚姻生活的和谐必然会毁坏无疑……对自己的女性角色不满意的女人……她的目标和孩子的目标并不一致,她经常年年不忘要证明其个人的优越,为要达成这个目标,孩子们变成了碍手碍脚的累赘”。[13]马克思区分了人类历史活动中的两种生产:其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其二则是人类自身生命的再生产,即“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和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14],而女性的生育、照料劳动恰恰是实现“人的再生产”并维系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在父权制社会,这种生产的价值往往被更为显性的物质生产/再生产、文化生产/再生产形式所掩盖或排斥。政府需要引导整个社会形成尊重女性照料与情感劳动的风气,鼓励和支持年轻父母和儿童更多地走出家庭生活参与社会生活,并通过多重制度改革减轻母职惩罚、吸引父职参与,建构一个对女性职业友好和育儿友好的社会大环境,才会系统性地改变父母焦虑的生存状态。